五、整体演变的历程

明朝政权的灰帮化或黑帮化，走过了一个和平演变的历程。

明初驿递管理甚严，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可以使用公家的驿站。陆仲亨以侯爵之尊，违规用了公家驿站的马，便被朱元璋罚往雁门捕盗。这位将军终于被逼加入了谋反团伙。这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之前的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后，在当地老人中进行过调查，据老人说，近二十年民间比前二十年苦，负担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负担重，这就是因为官员的招待费用越来越丰厚了。【注19】

（明）陈全之《蓬窗日录》卷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精确地支持了这种民间感觉。他说，驿传之弊，到如今可以说走到了极端。官员无“关”（使用驿传系统的证明信）而借关，关可以借，便滥借起来。地方官员又乘待客之机自肥自便。例如淮扬驿递，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不过二十年，如今上万了。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需要三倍于前的纤夫才能拉动【注20】。由此可见灰帮化进程的速度：二十年间灰度加重三倍以上。

这一年上万的过客，究竟有多大比例是真的呢？（明）胡缵宗《愿学编》（下）说：“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陆行皆非，水行尤甚。……即今海内民穷财尽，日不聊生，大抵驿传之致之也。”【注21】

海瑞的抵抗努力失败后，又过了六十多年，毛羽健向崇祯皇帝汇报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他说，证明信的发放范围更宽了，不仅互相借用，还转手买卖了。“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惨。”他呼吁皇帝悬赏捉拿使用假证明信的人。【注22】

证明信泛滥，实质是敲诈勒索权的扩大。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客为例。崇祯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让村里人接班。过一会，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我喝令快去给我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躺下）。”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崇祯皇帝当然愿意整顿，但多次下令都不见效，终于意识到有驿站就有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于是，他来了个一刀切，砍掉驿站三分之一，没有驿站了看你们到哪里去敲骨吸髓。在这次裁员中有大批驿卒下岗，其中一位就是李自成。

在李自成对明朝开战的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皇上并不太坏，但总是被蒙蔽着。臣下全部结党营私，绝少有公正忠诚的。于是贿赂和利益都进入官僚集团的腰包，百姓的脂膏都被榨干了。【注23】

李自成指控的结党营私，正是我们所说的灰帮化。在古汉语中，“党”是一个贬义词，“私党”更有加倍的贬义，因此就有了灰得发黑的意思。我的疑惑是：在灰色和黑色之间，在灰帮和黑帮之间，是否存在一道清晰的分界呢？譬如，多收了一万两是灰钱，两万呢？一亿呢？把全县百姓都榨干了也凑不够一亿，全体榨干还不算黑帮吗？那么，在一万和一亿之间的哪一点上，在榨干一个人和榨干全县人之间的哪个数上，灰钱转变成为黑钱，灰帮转变为黑帮呢？

我找不准这个转折点的位置，但我知道，朱元璋创建的明朝和朱元璋推翻的元朝一样，其统治集团最后都被百姓看作黑帮。元人小令中的名篇《醉太平·无题》说得很清楚：“堂堂大元，奸佞专权，……贼做官，官做贼，……【注24】”直把官和贼混为一谈。

远远望去，县官的身份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为黑白之间的不同灰度。至于灰到什么程度可以叫黑，灰在什么程度之前仍可算白，那是有命名权的人贴的标签，体现了他们的利弊权衡，与现实利害格局所“局定”的真实身份是两码事。

2002年9月8日

【注1】本文写作期间，普通大米的市场零售价大约500克/1元人民币。以明朝嘉靖和隆庆年间常用的一石大米折银七钱计算，一（明）石大米的重量为94.4公斤，一两银子可购买135公斤大米，约合人民币270元。

【注2】《兴革条例·兵属》，《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注3】本编年根据“王国宪海终介公年谱”，见《海瑞集》第577页。

【注4】见《协济夫役民壮申文》，《海瑞集》第153页。

【注5】语出《孟子·离娄上》。朱熹注：天者，理势之当然也。

【注6】见《均徭禀帖》，《海瑞集》第166页。以下引用海瑞的文字，不另标明者，均出自此书。

【注7】见《交印文》，第164页。

【注8】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第529页。

【注9】《复吴悟斋操江都院》。

【注10】《兴革条例·兵属》。

【注11】丁不是人口单位，而是赋役单位。譬如嘉靖三十九年，淳安号称有3787丁。而该年除优免外，实有丁43764。关于丁作为赋役单位的来历和意义，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二章，“丁的实质”。三联书店2000年11月第1版。

【注12】在本文写作的准备阶段，我的老朋友王力雄专门来电话，说刘力群先生向他介绍了自己对“政权黑帮化”的研究，建议我在潜规则研究中参考这个观点。我正在追究潜规则对相关主体的自身性质的影响，这个提法对我大有启发，特此致谢。

【注13】《启阁部李石麓诸公》。

【注14】见《宋史·苏辙传》：“且君子小人，视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

【注15】《复余斗南御史》。

【注16】《告养病疏》。

【注17】《淳安政事·兴革条例·户属》。

【注18】《复吴悟斋操江都院》。

【注19】《协济夫役民状申文》。

【注20】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220页。

【注21】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219页。

【注22】《明史·毛羽健列传》。

【注2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

【注24】“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无名氏，《醉太平·无题》，引自卢润祥《元人小令选》，第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附记

本文在《南风窗》杂志发表后，编辑部转来了一封读者来信。读信后，我明白了如今的县级宾馆一个比一个漂亮的道理，也明白了中央多年来三令五申禁止修建楼堂馆所，最终都成了一纸空文的道理。读者来信原文如下：

看了2002、9下的南风窗，真为有这样一篇好文章而高兴。就是吴思的《县官的角色》。这篇文章里作者以古代的清官海瑞的观点和当时的历史成文，写下了诸多现实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现象，这就是我们写历史于时代的现实意义。此前，忧国忧民的部分政协委员也看到了当今社会接待中的腐败现象，他们提出了政$府办的招待所、酒店、宾馆等取消政$府的参与，推向社会，并停建在建的政$府式的招待所。

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典型的招待所，它起着迎来送往的作用不可忽视。诚如吴文中所说：“过往客官的权益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为他们的要求和勒索，间接地表现为同级或同事的讨好竞争，还可以表现为上级机关的财政提取，表现为兄弟单位的协助申请，表现为部下挨打犯难，甚至可以表现为关于儒家经典的哲学争论。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都可能被记恨，都可能遭到报复。反过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供应，则可能带来更好的官运。”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基层政$府和企业越来越重视招待所上星级招待所高档化的原因；如果不从政$府体制上去改革，则越来越多的招待所会变成高档次的星级饭店，从而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这是原因之一。

其二：作为招待所的领导必须是基层官员的心腹，因为他接待的好不好，直接影响到基层政$府官员的命运，就象笔者引用的吴文的所述一样。就拿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作为一个招待所性质的三星级饭店，老总为了上面的接待任务，可以要求顾客调房或是调店，也就是说外来宾客的重要性不及领导接待的重要性，非接待性的宾客会议老总可以不重视，但是基层领导安排的会议接待必须重视，因为这关系招待所领导升官的可能性，还关系到基层领导的升官。

其三：在对比中求发展，就是看一下别的招待所接待的，别的单位如果是四星级的接待，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搞出个五星级的接待，在接待的时候，争取到资金，以资金投入再搞更高档次的接待，达到良性循环，以至于基层领导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