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价值所在

洋旗的收支账基本算完了，黄总经理得出的合算的结论完全正确。现在的问题是：洋旗的价值应该如何定性？换句话说，洋旗带来的钱，到底属于什么钱？属于劳动报酬吗？属于土地厂房之类的租金吗？属于投资或存款的利息吗？

在我看来，这笔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权利和义务是来自西方的法律用语，在古汉语中，表示这种意思的近义词是“分”。普通人都有增加权利或减轻义务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都有立法定分的企图。不能立大法，立国法，那就立小法，立家法，立村规、行规，立特区，立土政策，立潜规则。这些小法与大法一致倒也罢了，如果不一致，如果钦定大法分给船商价值100元的权利，军阀和贪官污吏只认可50元，另外50元私下分掉了，那就有好戏看了。本文描述的正是这样一场戏。

前边已经谈到，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制订规则的规则。皇帝掌握的武力最强，钦定法规也最具权威性。不过，在皇家爪牙够不到或不愿够的深山大泽，在皇家耳目看不清或不愿看清的黑牢密室，在皇权衰落军阀骄横的乱世，钦定的“分”必遭重分。拥有伤害能力的各类强者，公开或暗自挤占弱者或其他冤大头的分额，真实的权利疆界与钦定地图所描绘的相差很远。

事实上，在黄总经理买洋旗的时候，钦定的船商权利早已成为一纸空文。打个比方说，经过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的瓜分蚕食，价值100元的权利，所剩未必有50元。船商所损失的50元，则是军阀的恶法、土匪的横规矩和贪官污吏的潜规则带给他们自己的法酬。这时候，船商挂上了洋旗，获得了强大的武力支持，因而敢于蔑视恶法、横规矩和潜规则。当时，欧美国家的政$府和军队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那是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力，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使用，用来夺回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瓜分蚕食的50元，用来保住自己应得的100元，甚至用来争取更多的权利。

这夺回的价值50元的权利的性质，就是钦定国法的法酬，即横规矩和潜规则早已瓜分蚕食，因而不能实现的那一部分价值。从根本上说，所有法酬都是流血牺牲换来的，因此，法酬又是血酬的一种存在形式。

七、结局

最后交代一下洋旗和聚福洋行的命运。

1905年前后，清政$府企图收回"利权"，以龙旗替换洋旗。许多商会应运而生，想乘机捞一笔龙旗的挂旗费。奈何各关卡的贪官污吏和骄兵悍将不认龙旗的账，敲诈勒索一如既往，而收了挂旗费的那些人又无力震慑，于是，这场运动好像一阵凉风吹过，很快就不见踪影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海关挂号的内港船只中，挂洋旗的船占16-17%。1924年，这个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32%。【注30】

1941年，希特勒占领法国。聚福洋行屡遭官府刁难，而法方无能为力，于是黄总经理决定另找靠山，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在徐部长的支持下，黄总经理赶走了法国人，将聚福洋行改组为"强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黄总经理将五分之一的股份赠与徐堪及其助手——这回可不是“虚股”。

借助国民党高官的势力，强华公司要钱有钱，要货有货，要船有船，一度高速发展。徐堪为了加强控制，派亲信王孟范出任强华总经理，黄瑾莹退居副总的位置。王孟范上任后，大量安插私人，机构臃肿，开支庞大，公司负债累累。

1949年，国民党战败溃逃。共产党建国后，强华公司在反五毒运动中挨整。1952年5月，强华公司申请公私合营，改组为川江轮船公司。1956年，公私合营川江轮船公司并入长江航务局。这家由民族资本家创建的公司，在36年的航程中几经改头换面，终于完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造。

 

【注1】瑾瑩：《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签定密约的日期，原文印为1921年，与前后文所述时间不符，疑为编校错误。根据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汇编《川江航运发展史参考资料》改为1927年。参见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注2】]黄瑾瑩：《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211页。

【注3】《四川之航业》，转引自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注4】转引自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37页

【注5】《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65页。

【注6】丁未社会公报，李默辑《一九○七年两广人民法队英帝国主义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载《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343页

【注7】郑少琴：《川江航业史》，载《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4期，第22页，1943年10月。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64页

【注8】《华洋贸易情况论略》，载《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1920，第26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4页

【注9】《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海贸易统计及报告》，1917年，第56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81页

【注10】《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关册贸易及统计报告》，1923年，第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7页

【注11】《东方杂志》，23卷，6号，第5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95页

【注12】《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关册贸易及统计报告》，1923年，第6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8页

【注13】《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关册贸易及统计报告》，1923年第71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7页

【注14】《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1918年，第447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83页

【注15】《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1919年，第406-407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85页

【注16】《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1919年，第406-407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85页

【注17】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79页

【注18】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49页

【注19】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41页

【注20】冯玉祥：《我的生活》，岳麓书社出版发行，1999年4月第1版，第256页

【注21】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90页

【注22】《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299页

【注2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07页，第1345页

【注24】《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44页

【注25】《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348页

【注26】郭绪印：《清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60页

【注27】转引自《清帮秘史》，第160页

【注28】《万县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注29】《万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注30】《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286页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