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在他们从沙森特正式度蜜月回来时，八百英镑还剩下一百五十几镑。乔治带她到拉德布鲁克·格鲁夫租了几间带家具的房间住了下来。几天之后，他们又搬到同区一家经济公寓去了。为此还添置了三十英镑的家具。

她好象没有向他问起过任何使他尴尬为难的有关钱财的问题，每天早饭后，他离公寓，假装去上班。其实他是到伦敦西区吓逛，等着和卡赖宓小姐见面。他尤其喜欢在礼拜天到巴特寺那一家去吃午饭。当然啦，现在他只是把老办法前后调了一个头，这一次该向爱瑟尔编造那些难以编造的谎言了。

“近来你好象大变样了，乔治，”卡赖宓小姐在一个礼拜天午饭后说，“我想你在和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同居吧。”

乔治虽然不太懂芭蕾舞女演员是什么人，不过这个名字听起来令人作呕。由于实在不愿意再编造新谎言了，于是说道：

“她不是芭蕾舞女演员，她过去一直当佣人。”

“我真的只想弄清楚一件事，”卡赖宓小姐说，“那就是：你是不是喜欢她？”

“不，我不喜欢她。”乔治很坦白地说。

“你在一辈子当中遇上这种事，真可惜——你是专搞科学的。为了你自己，乔治，为什么不把她甩掉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乔治在纳闷，这一点为什么早没想到呢。只要他一搬家，不再叫这个可笑的名字，事情也就差不多算了啦。他立即回去收拾行李。

当他回到公寓时，爱瑟尔对他的接待格外热情。

“你对我说你要到‘主日兄弟会’去，你是说了！其实你就根本有没有着他们的边，因为你是到巴特寺公园找那位卡赖宓小姐去了。因为我在跟着你，看到了你。然后你又回到她家，劳瑞尔路门牌十五号，这件事我以前不知道。你竟然看中了一个干瘪瘪的老处女，真叫我莫名其妙。现在该叫她知道知道她是在吊别人家男人的膀子。出不去今天，我就去找她。”

她急急忙忙戴帽子、穿外衣，而乔治冲过去拦阻她，不料一只脚卡在一个台式煤气炉上。由于他们已经安装了煤气灶，这件东西就没有用了——爱瑟尔早在几个礼拜前就应该拿开的，可是现在就把它当作熨斗架来用了。

乔治随手把小煤气炉拿起来。心里想，如果她真去找卡赖宓小姐吵架，他自己就不能再去那儿了。于是他立刻把她推到床上，然后拿起小煤炉就往下砸——一连砸了好几下。

他把所有的毛巾，以及刚才找到的一切能吸收水分的东西，统统塞到床下面去了。然后自己洗了洗，收拾好一个手提箱，就离开了公寓。

他把箱子提到从前的老住处，说他又搬了回来。然后及时赶到巴特寺那一家餐馆吃晚饭去了。

“我已经照你的话办了，”他对卡赖宓小姐说，“帐跟她算清了，以后再也不会来信了。”

礼拜日晚上，公寓下一层的住客报了案。礼拜一的晨报纷纷登出了这件凶杀案的消息。通缉丹尼娄·普林斯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礼拜二，死者的父母被采访过后，死者的身世就出现在礼拜三的晨报上。

“一九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女儿与普林斯在亨利埃塔大街婚姻登记处结婚。他立即带着我女儿到沙森特度蜜月。他们在该地停留了两周。”

在劳瑞尔路的尽头，有一小堆人围在死者最近还在那儿当过佣人的那家房子前面看热闹，离十五号门牌才五十码！不过，即使卡赖宓小姐注意到这群人，也没有人听到她对这件事向谁发表过意见。

过了几天，伦敦警察厅才知道，丹尼娄·普林斯这个人是找不到的。其实，这件事果不出所料，完全和乔治想得一样简单。他一搬家——他这倒霉的婚姻就算结束了。即使又加上这次凶杀案，也没有使问题复杂化。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你瞧，乔治·蒙西和丹尼娄·普林斯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所以乔治被捕的机会很小，只有当他碰巧遇到一个知道他叫普林斯的人才有可能。一个是旅馆老板，一个是沙森特男服务员和一个女服务员，一个是拉德布鲁克·格鲁夫的房地产经纪人。当然啦，还有爱瑟尔的父母。不过这些人当中，只有那位房地产经纪人住在伦敦。

有一位律师，也是一个统计员。他常常计算各种平均数来消闲解闷。他的结论是：乔治·蒙西被捕的机会，等于一连二十三次赢得“加尔各答跑马大赛”头奖的机会。

不过这位律师对于悬案侦缉处利用不合逻辑的猜测办案方式会歪打正着的机会，没有计算在内。

7

当通缉丹尼娄·普林斯的呼声正喧嚣一时的时候，乔治·蒙西却在埋头找工作，结果只用了两个礼拜，就在瓦汉姆的一家药店找到一份工作。他负责售卖香皂、热水袋和照相材料等一类货物——周薪两英镑，另外还有一点提成来鼓励他的工作热情。

复活节时，他和卡赖宓小姐到教堂结了婚。这位小姐为此动员了她先父的一切友好相识，当他们看到她穿着白缎子礼服，披着白色面纱举行婚礼时，不禁哑然失笑。现在乔治刚参加工作不久，不便向老板请假，于是这对新婚夫妇的蜜月因而从免。至于那位姑母老太太，在侄女每年一百英镑的资助下，进了贫民院。结果乔治再度住进了一栋宽敞舒适、井井有条的大房子。

在他们短短的新婚生活中，这对极不般配的夫妻，似乎过得非常美满。已故的卡赖宓先生的亲朋旧友，一听见乔治心不在焉地叫他妻子为“卡赖宓小姐”时，就会露出讥笑的样子。这些人实在不通人情，那就不再同他们来往，把他们忘记吧。

他的两镑周薪，和妻子不劳而获的收入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不过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婚后幸福的基础。每礼拜六他把全部工资交给他妻子，他妻子留下二十五先令，然后再把其余的十五先令交还给他作为零用，因为他们两个都认为吃饭付钱，对他的自尊心是必不可缺的因素。她常常看报，替他出谋划策。大多数男人所有的爱好，她似乎都不许他染指。不过乔治对此却毫无怨言。

春去夏来。每个人对爱瑟尔·普林斯在拉德布鲁克·格鲁夫一家公寓中被害事件，几乎都忘记了。从这个词的任何真正含义来看，说乔治也把它忘记了，大概是不会错的。他读书太少，不知道有一种流传的说法，那就是杀人的罪行对凶手永远纠缠不放，只要一提到，就叫他胆战心惊。

一天早上，他听到老板对他说了下面这几句话之后，他并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有这么一桩橡皮喇叭的买卖。我进了半罗货。可以标一先令一便士一个，放一个在你的柜台上吧，和橡皮奶嘴摆在一起，想办法找带小孩的妇女来买。”

乔治打开装着半罗橡皮喇叭的纸箱子，从里面拿了一个出来。喇叭柄上裹着红蓝羊毛。他把喇叭放在橡皮奶嘴旁边，接着就把它给忘了。

8

还有一个店员叫韦尔金斯，他虽然持有药剂师执照，却不因此而孤高自傲。一天午饭后，为了消磨这段无聊的时间，拿起喇叭吹了起来。

猛然间，乔治带着爱瑟尔坐上了火车，同时告诉她“不要这样吵人。”当韦尔金斯放下喇叭之后，乔治发现自己在瞅着喇叭，同时觉得那些红蓝羊毛特别可恨。他把喇叭拿了起来——当初爱瑟尔那只喇叭被他扔出火车窗口时，摸上去就和这只一模一样。

现在绝不能认为乔治感到悔恨。实际是那只橡皮喇叭在使他非常清楚地记忆起爱瑟尔，唤醒了酣睡在他内心深处的力量。爱瑟尔本来非常漂亮，活泼，爱说笑。这些优点每逢乔治情绪高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的——而他的情绪通常总是很高，尽管当时他也有不少苦恼。

总之，这个喇叭产生了一种令人迷惑怅惘的感觉。为什么一切事物不能始终如一呢？爱瑟尔只是在作了妻子以后才变得完全不能容忍，因为她缺乏理性，没有真正照料过他。现在他既然和卡赖宓小姐结了婚，假如能再见到爱瑟尔的话，哪怕是，比如说吧，在礼拜三晚上和隔周的礼拜天，生活就会立刻充满了愉快和幸福……有一位太太带着一个小姑娘——也许家里还有一个小娃娃——走了进来。他劝这个女的买喇叭，但买卖没有成。

第二天，他居然自己承认那只喇叭弄得他心烦意乱，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到一点一刻，趁着韦尔金斯出去吃午饭时，他拿起喇叭吹了吹。在刚要关门之前，当时韦尔金斯也在，他又吹了吹。

乔治不善于自我欺骗。本来压抑下去的种种渴望，终于被这只喇叭掀动起来。第二天他开出一张一先令一便士的发票，掏出一先令一便士零钱放进现金出纳机，随手把喇叭塞进了衣袋。在当天晚饭之前，他将喇叭扔进了烧热水的炉子。

“房子里有一股臭味，你往炉子里扔了什么，乔治？”

“没有什么。”

“你说实话，亲爱的。”

“一个橡皮喇叭，老在我柜台上摆着。实在把我气火了，真的。我花了一先令一便士就把它烧了。”

“这太傻了，不是吗？你的零花钱就不够用了。象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不能再补给你一份了。”

没有关系，乔治让她不要着急。同时心里在想，有这样的一个老婆实在走运。她能让你循规蹈矩，一发现你有点差错，就能及时提出来给你纠正。

三天之后，老板清点了存货。

“我看那只喇叭已经卖掉了，再摆上一个吧。这可能是桩好买卖。”

于是这桩买卖又重新开始了。乔治，你会发现，虽说毫无头脑，可是他在自我克制方面倒是把好手。现在爱瑟尔在支配着他那种精神恍惚、如醉如迷的生活另一侧面，假如他听任自己让这些往事不断挑逗下去，他自己明白，他和他妻子的那种幸福美满生活就要受到威胁。

这些橡皮喇叭，算上家里烧掉的一个，一共六打。老板要卖一先令一便士一个，十三先令一打。然而每打又有十三个。这个帐算起来有些麻烦。不过最后他还是把总数算对了。他又计算了一回，把数字仔细“验证”，才算放心。八百英镑，他只剩下二十三英镑了。

蒙西太太有个相当漂亮的鳄鱼皮化妆用品箱，是她自己买的，却故意说是“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

第二天，乔治借口说，他要从店里带些东西回家过圣诞节，借用了这只鳄鱼皮化妆用品箱子。他把箱子提到店里，又说箱子里装着他的晚礼服，准备到一个朋友家去换，免得夜里回家麻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娶了一位“有遗产的老婆”，所以无论是韦尔金斯或老板，对他有一套晚礼服和一只鳄鱼皮化装用品箱子，是不会感到特别惊奇的。

十二点五十分，又趁店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半罗（差一个）橡皮喇叭塞进了那只鳄鱼皮箱子。等老板吃完午饭回来后，他就说：

“阿鲁史密斯先生，所有的橡皮喇叭都叫我卖掉了。一个老家伙走进来，说他替一个孤儿院办事，于是我就劝他包圆了。”

“包圆了，是吗？他没有要打折扣吗？”

“没有，阿鲁史密斯先生。我看他有点神经病。”

阿鲁史密斯先生使劲瞧了瞧乔治，接着又瞧了瞧那个现金出纳机。六打差一个，一先令一便士一个——四英镑三先令五便士。的确怪事一桩。不过时不时地总回碰到异想天开的顾客，结果那天到了最后，阿鲁史密斯先生的惊奇也自然消失了。

一个人要是从瓦汉姆到巴特寺，要坐地铁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然后再坐火车走。根据乔治·蒙西那天晚上把鳄鱼皮箱带到维多利亚车站这件事来看，这就证明他打算把橡皮喇叭拿回家去，可能埋在花园里，也可能想别的办法处理。不过这样一来，他说他要带一些东西回家过圣诞节这件事，就交待不了了。

这一点关系不大， 因为那只鳄鱼皮箱那晚上就根本没有进家。当他从地铁走上最高的那层台阶时，箱子忽然从手里被人夺走了。

箱子一被抢走，乔治首先就觉得去了一块心病。他早就发现这些橡皮喇叭是不能烧的，这的确会为他惹出很大的麻烦。他知道那只箱子是十五个金币买的。而原有的二十三英镑，在花剩下之后，第二天还足够买一只新箱子。

9

第二天店铺关门的时候，乔治和韦尔金斯在收拾东西，阿鲁史密斯先生在看报。

“喂，蒙西！你听这一段。‘杰克·蒙代尔，三十七岁，无固定住所，今晨于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窃得鳄鱼皮化妆用品箱一只，此案由拉姆斯顿先生进行审理。拉姆斯顿先生询问警方箱内装的是什么东西。——玩具喇叭，阁下，橡皮做的。一共七十七个。拉姆斯顿先生：七十七个橡皮喇叭！好，这下警察局可的确再没有不组织乐队的理由了。——（笑声）’”阿鲁史密斯先生也笑了，同时接着说：

“蒙西，这可真象你那个疯子。”

“是的，阿鲁史密斯先生，”乔治无动于衷地说，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接受他太太的批评去了，那是关于今天下午送货上门的一只新鳄鱼皮箱的问题。这只箱子看上去同原来的一只不大一样，因为原来那只是定做的。虽然两只是在同一个店里买的，而且店老板为了照顾乔治，仍旧照原价不变。

与此同时，警察局在报上登了通知，寻找这只鳄鱼皮箱的主人，由于第二天上午仍然没有人认领，警方只好根据箱子上的招牌，带着箱子找到皮箱店来。

据制造商说，这只箱子是去年为一位卡赖宓小姐定做的——这位小姐后来结了婚，而且就在前一天，她丈夫蒙西先生，还要求照原样定做一个，不过最后他买的是一件成品。

“给蒙西先生打电话，叫他来认箱子——同时把这些橡皮喇叭也带走。”警官说。

蒙西太太接了电话，并且告诉了蒙西工作的商店的地址。

“一个药店的店员！”警官说，“我看一定有鬼。这些喇叭可能就是他们店里的货物。可能是他偷来的。不要打电话——直接下去吧，看看老板是不是发现他的货物少了。先找他，再找蒙西。”

警长到瓦汉姆之后，被请进柜房。然后立刻问阿鲁史密斯先生是否丢了七十七只橡皮喇叭的货物。

“没有丢——是我们前天卖出去的——不错，七十七个！更正确地说，是我们的店员乔治·蒙西卖的。喂，蒙西！”乔治正好走过来。

“你把橡皮喇叭卖给一位说是和孤儿院有关系的顾客先生——是前天的事——对不对？”

“对，阿鲁史密斯先生。”乔治说。

“没有要打折扣就包圆了，”阿鲁史密斯先生得意地说，“四英镑三先令五便士。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是前几年，有一个男的也是走进我这个铺子——”

警长觉得脑袋嗡地晕了一下。这个店员把七十七只橡皮喇叭卖给一个离奇古怪的男人。货物当时付款就拿走了——而结果这些东西却有落到这个店员老婆的化妆箱子里。

“前天在维多利亚车站，你可有一只鳄鱼皮箱化妆用品箱子被人偷走了，蒙西先生？”警长问道。

乔治觉得左右为难，假如承认那只鳄鱼皮箱是他老婆的，那他就得向阿鲁史密斯先生坦白，说他连折扣都没打就把七十七只橡皮喇叭全部巧妙地卖出，完全是扯谎。结果：

“没有，先生。”乔治说。

“哼，我想也没有。这是哪儿搞错了。我想就是箱子铺的老板弄错了。对不起，打搅你，先生！再见！”

“等一等，”阿鲁史密斯先生说，“那天你的确拿来一个鳄鱼皮化妆用品箱子，蒙西，里面还装着你的晚礼服。而且你的确也是走维多利亚车站回家的。可是那些喇叭又是怎么回事呢？警长，假如那批货物是在柜台上卖掉的，那不可能又到了蒙西先生的箱子里去的。”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调查阿鲁史密斯先生，真是没影儿的事，”乔治说，“我想现在门面上需要我去照顾照顾了。”

乔治很伤脑筋，于是他请了一会假，早早回家了。他告诉他老婆，他如何对警察扯了谎。至于喇叭问题他也说了实话。接着她立刻让乔治把他原来讨厌喇叭的理由也说了出来，结果当警察把原来那只皮箱送上门是，被她断然否认了。

根据法律，这只箱子的所有权无法强加于蒙西一家人身上。在审讯抢劫犯杰克·蒙代尔之前，这只鳄鱼皮箱斤毫 七十七只橡皮喇叭交悬案侦缉处保管。

在离这只箱子几尺高的一层架子上，放着乔治·蒙西大约在七个月前乘坐沙森特直达芬车池大街那趟三点一刻的快车时，从车厢窗口扔出去的那只喇叭。

办案人员从箱子里拿出一只喇叭，放在架子上和那只喇叭比了比，两者之间没有一点逻辑关系。他们只是猜想其中可能有点儿关联。

他们尽力把瓦汉姆和沙森特两个地方挂了挂钩，没有得出结果。接着又追查了瓦汉姆七十七只喇叭的来龙去脉，发现乔治·蒙西把喇叭放进鳄鱼皮箱之前一段时间，问题都很简单。

他们又回到沙森特的那只喇叭上去，于是在档案中查到，那只喇叭的买主不是那个带着孩子的男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

然后他们查了查年轻妇女和沙森特之间的相互参照材料。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无头案——爱瑟尔·妃布拉斯凶杀事件。他们看到：“一九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女儿与普林斯在亨利埃塔大街婚姻登记处结婚。他立即带着我女儿到沙森特度蜜月。他们在该地停留了两周。”

十一月十六日再加上两个礼拜，就是十一月三十号。这正是那只橡皮喇叭在铁路旁找到的日子。

一只橡皮喇叭（可能）是一个年轻妇女扔在铁路上的。结果这个妇女被杀害了（身边没有橡皮喇叭）。六个多月之后，一个青年男人在七十七只橡皮喇叭上大做文章，表现得离奇古怪，异乎寻常。

这种联系完全不合逻辑。不过悬案侦缉处是专门处理没有逻辑关系案件的部门。他们把这种荒谬的推测——用保密记录方式——通知了侦缉队队长雷森。

雷森从班伯利把妃布拉斯老夫妇带到瓦汉姆。

他给了他们五个先令，接着打发他们到阿鲁史密斯的店里去买一个热水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