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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点小恩小惠，武松感激宋江还有别的原因。

如前所述，柴进门下的常住人口基本都是些江湖游民，资深混子。

在这些人中间，性格老实、笨嘴拙舌的武松基本是个被耍着玩的命。

他对其他门客百般讨好，有求必应，试图融入这个圈子，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叫做“傻逼”。

大家觉得武松呆头呆脑，逆来顺受，因此一说起“武二这傻逼”就会哈哈大笑。

后来柴进出事了，这些人树倒猢狲散，就把“二逼”这个词带到了五湖四海。

每次被嘲笑捉弄之后，武松闷闷几天，接着又会凑上来巴结这些人。

他这样做倒不是因为他贱，而是早年生活养成的习惯。

大宋农民有个共同的的爱好，那就是看热闹。

路上死只耗子，能引来几百人围观。

不是大家心理变态，而是乡村生活太无聊了，有个事能让今天与昨天不一样，不管事大事小，大家都要围观一下，以发泄喜悦之情。

同理，武松看到有人聚在一起干点什么，比如宋江被群殴，就一定要凑上去看看，别人都走了他还不肯走。

他最大的噩梦就是形单影只，被人孤立。

顺便说一句，这个爱好后来给武松带来了麻烦。

看过水浒的朋友应该记得，后来在孟州，有个张都监想害武松，于是派了几十个家丁，要半夜把他抓起来。

但是他的家丁慑于武松的威名，谁也不第一个冲进去屋里抓人。

僵持良久，领头的决定，大家喊个口号壮壮胆，然后一起进去。

喊什么呢？

想来想去，喊别的都不合适，干脆喊“有贼”。

没想到两声“有贼”过后，屋里就有个影子冲出来，一边左顾右盼一边问：哪呢？哪呢？

结果被自己裤腰带绊倒，丝毫没有反抗就被抓了。

这就是跑出来看热闹的的武松。

不难想象，武松在这种环境下遇到宋江，惊为天人。

只有宋江，从第一次见面就对他礼遇有加；

只有宋江，会张口闭口叫他“兄弟”；

也只有宋江，会跟他同席而坐，嘘寒问暖；

“兄弟，在柴家庄多久了？住得还习惯吗？”

“习惯习惯，这里条件比在城里做工时强多了！”

武松说，他的打工生涯过得很苦。

买不起好衣服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细节。

十几年来，他住的一直是工棚，20平米塞12张床，五十个人共用一间厕所，每寸地面都堆满了工友捡来的破烂。

就这猪窝一样的住处，还得交水费柴费床位费。

相比之下柴家庄八人一间土坯房简直是五星级酒店了。

武松说，他给无数包工队干过活，每个食堂都大同小异。

由于舍不得烧煤，炉灶里填的都是煤渣、垃圾、废旧轮胎、炼丹废料……烧出的烟有时候是红色有时候是褐色，但是不管什么颜色，都有股刺鼻的怪味。

由于舍不得用水，做饭的大师傅从不洗手，偶尔洗菜用的是上顿的刷锅水；

同理，这些地方做菜也舍不得用菜。

一年到头只供应白菜窝头，偶尔吃那么一点肉，还是臭的。

武松多年来一直对在杭州干过的一个工程记忆犹新。

那是一家酒楼的屋顶维修。

每天午饭时，武松闻着底楼的酒菜香气，都馋得要死。

但是他不能去吃饭——店家不让他进去，怕影响生意；就算店家同意，武松也舍不得进去。

里面一桌菜顶他一年的工钱。

他只能跟工友在垃圾桶旁边野餐：一小块油布铺在地上当菜碟，一群人围成个圈，屁股底下摆个安全帽当板凳。

那情景就好像一群猩猩在学习用筷子捡石子。

相比之下，如今在柴家庄每顿都能上桌吃，每月还有两次水煮肉，这种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

不过武松同时声明，他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

他认为自己在城里受的苦也没啥，因为在他看来，“城里人也不容易”。

工棚虽然拥挤，但是同样的居住面积打上四面墙，就能让无数城里人拿出三代的积蓄抢购，抢不到就觉得没脸做人。

同样是烂菜臭肉，太学食堂里一样卖，价格翻了好几倍，去晚了还吃不到。

太学生们贵为天之骄子，好像也没啥意见。

拉完肚子没事人一样，让他反辽他反辽，让他反夏他反夏……

除此之外，城里人好像也觉得生活没大有意思，证据就是他们同样喜欢看热闹。

大街上偶尔有人被车撞，也会有几百个人围观。

跟农村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大家围观完之后会到茶馆之类的地方讨论发泄一下。

假如某些内容不宜说出，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出来。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说到义愤填膺之处，把茶碗往重重一扣，就在桌子上留下一个@形的印记……

但是武松有一点想不明白：都是过苦日子的人，你们为啥要瞧不起俺呢？

9

与大多数人的预想不同，武松说起城市生活，最爱用的词不是“艰苦”，而是“有趣”。

他说，城里有酒楼，有瓦舍，有夜市，有早市，闲暇时能逛逛街，看看杂耍。

不像农村，什么娱乐都没有，连洗澡都是奢望。

因此，武松很喜欢城市，宁愿背井离乡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但是，城市似乎不是很喜欢他。

城里人笑话他说话的口音，傻呵呵的气质，说他脏，素质低，想方设法要把他们赶回去。

举个例子，武松在公车上总是坐立不安。

因为假如他抢到座位坐着，旁边就会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民夫素质低。

如果他站起来让座，旁边就会有人提醒：别坐！不怕脏啊，小心得病！

衙门是另一个让武松头疼的地方。

在宋代，生而为人并不是钻出娘胎那么简单。

因为在那之后，人还需要无数证件，来证明自己活着是合法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证件叫做户口。

北宋的人被按照户籍分为两类，一种叫乡村户，一种叫坊郭户。

前者相当于农村户口，后者相当于城市户口。*

如果你不幸拥有的是前一种，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养老院里。

人人都是爷，就你是孙子。

（“沿边州军管属地分坊郭、乡村诸色人户” [1] 《宋会要》兵27之2。

“坊郭三年, 乡村五年, 农隙集众,稽其物产, 考其贫富, 察其诈伪, 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 以违制论”。"《宋史》卷177 《食货志上五·役法上》。）

武松拥有的当然是乡村户籍。

因此他想要合法进城打工，难度跟进趟鬼门关差不多。

这当然是个比喻的说法。

不比喻的说法是，他需要去衙门再办一批证件。

武松陪着笑脸去衙门里问，却总是被一个耳光打出来。

后来得到指点，塞个红包再问，得到的答案却老是不一样。

以为衙门里的人最了解规矩，是大宋百姓的一个普遍误解。

其实衙门里的人对规矩最不了解，因为他们自己从来不按规矩办事。

而为了掩饰这点，你问他规矩是怎么样的，他就捡最麻烦的一种讲给你听……

（“州县之吏, 多是狡恶之人……析律舞文, 鬻狱市令, 上下其手, 轻重厥刑, 变诈奇邪, 无所不作。” 苏舜钦:《苏学士集》卷十一《五事》。）

总之，武松进城打工十几年，证件依然办不全。

但是每次禁军都会在大街上拦住他查他的证件。

武松拿不出来，于是总是被查一次打一次，打完了再收容遣送。

到后来，武松在工棚只敢睡紧急出口附近的铺位。

如果有禁军来敲门，他就一个激灵坐起来，飞快地逃出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武松不是个狭隘的人，他对城里人依然抱有同情。

他发现，城里人似乎也分三六九等。

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不比城乡户籍小。

武松的观察没错，北宋的坊郭户的确分为十等。***（唐代以来即称城市居民为坊郭户）

比方说，有房的叫主户，没房的叫客户。****

后者去前者家里提亲，就会体会到武松在公车上坐着不是站着也不是的感觉。

再比如说，干买卖的叫行户，在衙门里坐班的叫吏户。

前者去求后者办个执照，受到的呵斥一点不比武松少。

当然了，也有吏户不敢惹的角色，那就是官户。

假如后者说“把你老婆送来谈谈你升职的事”，前者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会丢掉工作被遣送回老家……

更可怜的是，武松尚能在工棚里胡说八道，城里人却不能。

有些事即使你在茶馆里发两句牢骚，也会有茶博士悄然出现，一脸严肃地在桌子上画个#字——这是提醒你：赶紧擦掉，想戴木枷吗？！

（注：

*** 往时因为臣寮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差科。《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 主户则尚能随屋税纳官，客户则逃移，莫知其处，但名挂簿书而已。《韩魏公集》卷13《家传》）

总之，在大宋，不管你是什么户，都不能忘了自己头顶上还有点什么压着。

假如忘了这一点，你离变成尸就不远了。

但是如果把这个模型倒过来看，我们又能得出一点积极的结论：

正是由于这种层层相欺的关系，大宋人民才活出了幸福感。

虽说人人都觉得气不顺，但是朝下边一层的贱民吼两嗓子，人人又觉得自己混得还行。

这就是和谐社会啊。

不过当压力传递到武松这种人头上时，这个结构就失去了平衡性。

因为在大宋，农民之下，再无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