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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上这些经历，武松那天在酒桌上都说过。

这些事在柴进听来很新鲜，因此他不断插话，提一些让人很难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不天天洗澡呢？

——为什么不去买点肉吃？

——为什么不弄个城市户口呢？

不过其中最难回答的还是以下这个：

既然城市这么难，何不回家乡呢？

武松说，城市苦，回农村更苦。

即使他这样的壮汉，下地也感觉像是受刑一样。

犁田，耙田，锄草，只要你不是铁打的，干完一天就会腰都直不起来；

家里有果树的，剪枝捉虫，更是让人累得以为胳膊随时会掉下来；

村里的水车不顶用，遇到旱天，就得自己挑水浇地。

几天下来，肩膀上层层叠叠全是伤痕。

到了收获季节，还要拔麦、捆麦、梳麦、铡麦、打麦场、扬场、晒麦……每道工序都足以让人脱层皮。

武松认为，当农民的最苦之处还不是农活本身，而是靠天吃饭。

什么叫靠天吃饭呢？

那就是不管你再卖力，再仔细、再科学，忙活一年，老天爷多下点雨，少下点雨，来场雹子，你就白干了；

假如老天爷给面子，风调雨顺，也不过是多收个三五斗。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城里人再穷，也不过是饿死；俺们农村人，饿死之前还要先被累个半死、被老天爷玩个半死……”

武松还说，更要命的是，即使老天爷给饭吃，官老爷也不一定开恩。

我们知道，宋代各级地方政府都设有一个叫做常平仓的机构。

它有一个很牛的职能，那就是在丰年时平价收购粮食，防止谷贱伤农；

荒年时平价卖出粮食，防止饿殍满地。

其实该机构还有一个更牛的功能，那就是定义丰年和荒年。

武松以前跟着哥哥去交公粮的时候，最怕有个SB骑着快马飞奔而至，扯着嗓子大喊一声：好消息！今年全国百年不遇的大丰收！

一听这话，排队的农民就会哀嚎声四起。

因为这意味着，今年粮食的收购价会低到令人发指，全卖了还不够种子钱。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武松当时不到三十，遇到过二十多次百年不遇。

武松的这些倾诉让柴进感到大开眼界，却让宋江很不舒服。

作为押司，这种事他也参与过。

好在武松又说，他也不恨官。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个官他就必然要想方设法搞钱，武松表示可以理解。

他不能理解的是，这帮孙子专心收钱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不务正业，对种地这种技术活指手画脚？！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为一个北宋的农民，你想自己决定地里种什么是不行的。

这是因为衙门经常对农业科学进行指导。

武松记得，县里每换个领导，地里就要换一茬庄稼。

这是因为新领导往往要下令，说某种作物“很值钱”，今年全部种这个。

更可怕的是，领导的智商似乎没有下限。

比如说，他们曾经要求大家把庄稼全拔了在地里种草。

原因是朝廷推行保马法，大家就得多种草料支援国家军事建设。

后来保马法废除了，领导依然要求种草，

原因据说是丫想建个步打（宋代高尔夫）球场。

“多好的地啊，种了草最多三年就废了，没法再种庄稼。”

说起这个，武松就心疼。

总之，虽然武松在城里活得不太舒心，但是他也清楚，自己已经回不了农村了。

大宋的农村条件太苦了，即使你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只要能离开一天，回去了就会不习惯。

武松每次过年回家，都觉得地又荒了一些，收成又少了一点。

村口的那条小路又泥泞了一些，村口的公共厕所又臭了一倍；

在坟场一样寂静的乡村冬夜里，武松总是想念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夜市。

在这种时刻，他就觉得，哪怕没有钱，哪怕被瞧不起，但是只有城市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真实地存在着。

“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故其子弟游市井，食甘服美，目睹盛丽，不复肯归南亩矣。”——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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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我提醒你，这里不是艺术人生，不要总说你那些苦日子。”

听了半个多时辰之后，李捕头决定插一下话。

他知道，武松这人绝不是看上去这么老实无辜。

根据卷宗，他打工期间前科累累。

像这种老贼骨头，由着他说下去，说一个月也不会交代案子。

因此他决定敲打一下，煞煞他的锐气：

“武松，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诚实劳动，养家糊口呢？

挣的钱再少，它毕竟是干净的。

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社会……”

武松斜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问道：我犯的什么案子，你都知道？

“一清二楚。咱们一件件来谈，好不好？”

武松点了点头。

“政和四年，你是因为人身伤害罪，畏罪逃到柴进那里的，是吧？”

“对。”

“先谈谈这个案子吧。”

关于武松畏罪潜逃的事，水浒传交代得很模糊，只是笼统地说，他酒后打了“本地机密”（相当于中层公务员）。

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因为在北宋末年，民工要打公务员，就好象你要蹬着三轮去追尾撞宝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首先，大宋的公务员跟民工不管是吃饭、休闲还是购物，去的场所都没有交集。

其次，大宋的公务员在工作单位以外基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公务员。

偶尔去公厕抱怨几句“公务员待遇过低”都要趁半夜蒙着脸。

这样一来，武松要打他们，只能去工作单位。

有关大宋的国情，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

该国每年的财政收入70%都用在军费上，而军费的70%又用在对内安全上。*

因此各级官府从来都是戒备森严，好像身处敌占区。

你单枪匹马闯进去把人打得生死不知大摇大摆走出来，实在不合常理。

更何况武松是个老实人。

不到被逼无奈，是不会打人的。

因此，武松伤人一案，必有隐情。

（注：*“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蔡襄，《论兵十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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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县的人说，武松不光身体强壮，还是个种田的好把式，干活的好工匠。

他是十里八乡知名的木工、漆工、篾匠……

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建筑工种，从和泥、制瓦、摔砖、砌墙到上大梁、抹墙面，样样精通。

正是由于武松会这么多手艺，又肯勤勤恳恳干活，所以就长年赚不到钱。

每次他在工地拼死拼活干一整年，到了年关却总是拿不到工钱。

大宋人拿着钱很当回事，不到万不得已不想给别人，哪怕是买东西的时候。

建筑行业也不例外。

每年开工的时候，工头只发给每个民工一点生活费，说你们先花着，其余的年底结账。

因此武松经常穷得身无分文，有时候不得不跟着老乡去工地偷点建筑材料卖掉，赚点小钱。

如果东窗事发，大家就把责任推到不善言辞的武松头上，因此他被抓过两次。

好不容易坚持到年底，又往往会有这么几种情况出现：

包工头卷钱跑了；

包工头上吊了；

包工头赖帐不发。

假如碰到最后一种负责任的工头，你就幸运地拥有了讨薪的机会。

总之，有人认为，武松前去讨薪，结果打伤包工头，于是跑路。

可是又有人说，以上说法可信度也不高：

大宋的包工头一向前呼后拥，遇到讨薪民工，一个口哨就能叫来数十打手，手持铁棍把人打将出去。

你功夫再好，也是寡不敌众。

因此，大宋的民工讨薪，只能立足于激发包工头的同情心。

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种传言：武松是去讨薪了，但采取的方法不是硬打。

13

武松一辈子经历过许多个寒冬——他曾三九天光着膀子刨冻土，也曾四九天挽起裤管下运河，但是没有哪个冬日像他跟老乡站在包工头门口自焚讨薪的那天这么冷。

这是因为那年头没有汽油，想自焚只能往身上泼高度酒。

随着体温不停地被挥发的酒精带走，武松的声音变得哆哆嗦嗦：还钱！不还钱俺就点火！

面对楼上飞来的嘲笑声和吃剩的鸡骨头，武松跟老乡面面相觑：

“狗日的死活不掏钱，咋办？”

“点！俺不信出了人命他还能有好！”

“好，你不给，俺这就点火……点火……点火……”

武松好像出了毛病的唱片，把最后两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声音一边比一遍低。

他并不是表面上那样毫不畏惧。

他也怕，尤其怕疼。

但是跟疼比起来，他更不能容忍丢面子。

“罢罢罢！死就死了！”

为了表示决心，武松又把酒从头浇了一遍，还喝了半桶。

这个举动救了他——酒里全是工业酒精，他喝完就中毒了，一头栽倒不省人事。

醒来后接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他的老乡点了火，自己死了，还引燃包工头住宅，将其烧伤。

县衙判他伤人罪，需赔偿汤药费一千贯，正在通缉他。

武松赔不起，就逃到了沧州柴进庄上。

对于以上的说法，依然有人不信。

一些了解北宋建筑业的人说，那个年代的拖欠债务都是多角债。

具体说来，就是开发商欠建筑商，建筑商欠包工队，头包欠二包，二包欠三包，三包才直接欠底下民工的工钱。

你去要钱的时候，每个环节都把责任往上推，一直推到开发商那里。

而开发商非富即贵，背景和脸皮都很厚，开口就说，老子的钱被蔡京欠着，有本事找他去——面对这种人，假如以自焚等手段相要挟，衙门八成会说你“恶意讨薪”，即使要到了工钱，事后还不够交罚款的。

因此靠谱的讨薪手段不是不要命，而是不要脸。

政和年间，山东大批工场作坊商号倒闭，无数拿不到工钱的民工聚集在开发商紧锁的大门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热闹喧天，不亚于一场春晚。

五音不全的在搞合唱团，缺胳膊少腿的组成了劲舞团，什么都不缺的就赤身裸体拉着横幅往那一站，自称肉蒲团……

有人说，武松也是其中的一员。

武松这辈子经历过无数夏天。

他曾三伏天冒着烈日扛预制板，也曾顶着40度的高温在屋顶铺瓦片……但是没有哪个夏日像那天那么难熬。

当时他几天没吃上饭，烈日当头，浑身上下的水分都被晒干，汗都出不来了。

另外一丝不挂的站在闹市任人围观，实在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知道，这是唯一的可行办法：等围观的人够多了，衙门可能就会出面，垫付工钱。

以前他们就曾经成功过。

（只不过那次武松比较倒霉，除了工钱，还得到了一顶“流氓罪”帽子。）

就在武松即将晕过去之时，一个声音传来：我打听清楚这些鳖孙的去向了！全跑辽国去了！

听完这个消息，武松真的晕过去了。